（通讯员 刘青）6月2日下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彭凯翔教授在经济学系会议室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十七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商业利率变迁——以金融组织演进为线索的考察”的讲座。讲座由经济学院张连辉副教授主持。
彭教授首先介绍了晚明至清末民初典当铺等金融机构、标期制度和同业利率的变迁。据此，彭教授发现，晚明不仅是金融组织变迁的重要时间节点，亦是利率变化的重要节点。因为，晚明时期普通借贷和商业借贷的利率水平同时急剧下降，且二者利率水平开始出现分化。此后，普通借贷利率未出现显著趋势性变化，而商业利率却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与代表时代前沿的金融组织相对应的下分位数利率曲线，下降最为显著。这表明，晚明以降金融组织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利率的下降。
随后，彭教授以最惠商业利率为衡量标准，通过对比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各区域与英、美、日等国的利率水平发现，19世纪中期中国经济中心的同业拆借利率高于英国，但略低于同期的美国和日本。这说明，从金融发展角度探究工业化动因的思路，对于英国这样的先发的工业化国家而言具有一定解释力，但较难应用于中国。彭教授进一步考察了清末民初利率市场的整合程度，发现随着空间距离的拉大，中国银行利率差绝对值增加，利率整合程度下降。同时，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利率差绝对值与美国银行利率差相近，这两种利率差绝对值与空间距离远近之间未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清末民初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跨区域整合能力和效益水平与同期美国银行较高的效益水平相接近，因而传统金融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关键阻碍因素。
至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是如何实现较高水平整合的，彭教授认为，同业拆借行市制度和跨地区协调，共同推动了利率整合。通过对三个口岸（上海、汉口和天津）两种组织（银行与传统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对比分析，彭教授发现，银行并不能取代传统拆借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因此，非正式但非人格化的制度对斯密型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路径仍部分继承了传统。
最后，彭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